威尔·杜兰博士是世界著名哲学家、史学家，他和胡适同门，都是大哲学家杜威的学生。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兰博士就以《哲学史》一书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而他六十年学术生涯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的巨著《世界文明史》。这是一部描示人类文明贵遗产的旷世巨著，涵盖每一时代、每一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科技诸领域，堪称文明史研究集大成者。该书简体中文版近由东方出版社发行。兹撷吉光片羽，庶几读者窥文豹一斑。当然该书也有一些观点是值得推敲的，请读者自行辨别。
我们天生下来就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因为“自然”（此处意指全部实体及其过程）未曾仔细读过美国《独立宣言》或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我们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遗传的支配，也受我们团体的习惯与传统的支配，在健康与体力上，在智能与品性上，各人禀赋不同。“自然”也视选择与进化的需要而施予不同的爱，天地间没有两粒豆子是相同的。
不平等不仅是天然和天生的，而且随文明的进步而增长。遗传的不平等引致社会的与人为的不平等；每一发明与发现均是奇才异能之士所为，或为其所攫，以致造成强者比前更强，弱者比前更弱。经济的发展显出了职分，分出了才能，使人对其团体具不同的价值。假如我们清楚地认识我们的同僚，我们只要挑选30％这样的人而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可与其余所有的人相等。
“自然”对我们乌托邦中的自由与平等之联盟不禁窃笑。因为自由与平等是誓不两立的仇敌，一方占胜时，另外一方即死亡。若人自由，则他们天然的不平等就得像几何级数一样的倍增。若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须牺牲自由。只有那些经济才能在一般水平之下的人才渴望平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则渴望自由。平等的乌托邦就生物学上言，注定要受劫难。
很显然地，历史的编纂，不能算是一种科学。它只能算是一种工业，一种艺术，以及一种哲学——搜集史实即工业，在混乱的资料中建立具有意义的系统即艺术，寻求透视与启迪作用则是哲学。“现在是卷起过去再来一景，过去是现在为求了解而摊开底片”。我们并不了解整个人类历史。就历史言，应持怀疑态度。历史讥笑一切企图强将历史合于理论的模式或逻辑的沟槽中；历史非难我们的通则，破坏我们的条规。历史是个怪物。因此欲将数百世纪的历史浓缩在100页篇幅之内而作成结论，实在是极其危险的事，而且只有愚人才会如此。我们做了。
历史高于其它一切之上，历史乃是此一遗产的创造与记录；进步乃是遗产的不断增加、保存、传送与利用。我们有些人研究历史，不只是要做一个警告人类的愚蠢与罪恶之提醒人，也是要做一个鼓励人类追怀过去的人，过去不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蜡像馆”；它是一个天国的城市、一个心智开旷的原野，在那儿有无数的圣哲、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爱人者以及哲学家，仍然有说有笑，有教有唱，有刻有写的活在那里。历史学者不会悲伤，因为他能了解到，除非人参与社会之中，否则人的生存将无意义。
地球是历史的母体，是历史的哺育之母和教养之家。地上的河川、湖泊、海洋、沙漠中的绿洲引导游民定居于其沿岸。水是有机体生存和城市的生命，它使其人民赖以生存，也使其人民因而烦恼。人类世世代代在建立起日渐成长的统治地球的能力，地球影响历史的因素因技术的成长而消失。飞机的进步或将再一次改变文明的地图，当运输与战争上的海权最后由空权取代时，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一页根本的革命。大家同心协力，能使一种文化超越无数的天然阻碍。人类创造文明，不是地球。
人类可以铲平山岗变成平地而遍植花木，可以建一海上流动城市横越海洋，可以建造巨鸟飞行天空。但是一次龙卷暴风可于一小时之内毁灭一个历百年而建的城市；一次冰山倒坍可能摧毁一个海上浮宫，而把成千的寻乐客送到极乐世界。人类在太空中只占短暂的一小点，随时随刻都可能有颗慧星因太接近地球而使我们这个小球体在一种耗热的过程中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含着笑脸的太阳，可能由于一个小碎片滑出轨道而撞向我们，使我们在狂乱的互相拥抱中而结束一切悲愁与痛苦。人类仍然注定要变成与草木同腐的命运。但是“当宇宙与人相碰时，人类依然比杀死人类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他要死了，而他的胜方宇宙却一无所知。”
在历史上，种族的任务，与其说是创造的角色，不如说是准备的角色。各种各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由四面八方来到某一地区，他们彼此之间，或与本地居民血统、传统与生活方面互相混合，就像两个不同水源的水塘一样，互相婚配融合，经过几世纪以后，就可能产生新的类型，甚至新的民族。当新的人种形成其自己的独特文化表现时，也就构成新的文明——包括新的生理、新的性格、新的语言、新的文学、新的宗教、新的伦理与新的艺术。所以说，不是种族创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人种。
戈壁那在《人种不平等论》中称：“一切文明皆起源于白人，无白人之助，无一人能生存”。张伯伦在《19世纪的基础》中则说：“真正的历史是从日耳曼人用铁腕强攫古代的传统之时开始。”但在人种理论上，有些弱点是很明显的。这些种族主义者虽然相信：“谁坚持耶稣是犹太人，此人不是无知，就是不诚实。”然也不能十分确定耶稣是德国人。中国学者也会提醒他们：“他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了最久远的文明。”明显地文明都是由地理上的机会与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由种族上的结构。历史的知识会告诉我们：南方人创造文明，北方人予以征服、毁灭，然后又借过来推广出去。历史的概要是：文明乃合作的产物，几乎每一个人对它都作有贡献，文明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
即使是怀疑论的历史学者，对宗教也是相当尊敬，因为他了解宗教的功能。对于烦恼者、苦难人、孤儿、老年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不可想像的安慰，对一般千千万万的群众来说，其价值也高过任何自然的援助。宗教有助于父母与师长教导青年，宗教赋予最低层生活的人以意义与尊严。宗教使穷人避免谋害富人。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很多人要受穷困挫折，某些不可议的思超自然希望对失意人而言，可能是唯一的慰藉，摧毁此一希望，阶级战争就加剧。所以天堂与乌托邦，就像井里的吊桶，当一只上升时，另一只就下降，当宗教倾颓时，共产主义就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并没有与道德连在一起。神最初是由恐惧而产生——人惧怕隐藏在大地、海洋、河川、树木、风与天空之中看不见的力量。宗教乃是人们借由供献、牺牲、誓咒和祈祷而与这些看不见的力量作和解的膜拜。只有当僧侣使用这些恐惧与礼仪来支持道德与法律时，才使宗教成为维持或对抗国家的力量。历史支持上帝的信念吗？证据说明：上帝不是瞎子，就是公平无私之命运神。
在宇宙中，人类渺小地位日渐觉醒，科学乃现代已解放的人们之宗教、教育变成了一般男女剥去神的外衣和剪除神的敬畏之工作。戏院即使在礼拜天，也家家客满；教堂，即使在礼拜天也处处空着一半座位。上帝死亡，即已开始。
但宗教不是一个生命而有很多生命，有死后复苏的习性。在过去，上帝与宗教死而复生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只要有贫穷存在，就有神祗”。
财富集中是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并且财富集中周期性地借由暴力的或和平的手段重分配而趋缓和。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之斗争，是财富集中与分散之历史乐章的一部曲。当然，资本家在历史上已尽了创造的功能。如：他们用分红或付息的方法，集聚人们的储蓄变成生产资本；他们投资农工业机械化事业，以及分配合理化事业；结果，使今天商品由生产者到消费者间的流通，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所有的商品均取决于大众的需要。竞争迫使资本家竭智尽力，以使其产品达到前所未有的完善。
何以历史对抗议与反对工业优势的滥用，物价的操纵交易的狡诈与为富不仁的财主，作那样有力的反应。这些流弊一定是其来有自，因为在成打的国家和上千年的历史中，都曾有过社会主义者的改革实验。中国也曾数度试行国家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正在恢复个人的动机以使该制度能有更高的生产刺激，而且也准许人民身体与知识上更多的自由。同时，资本主义也借半社会主义的立法与透过“福利国家”财富重分配的政策来从事限制个人所得的有关步骤。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公式适用于工业革命是“正”，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反”，而第三步情况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而且这种协同现象，西方国家很明显的在进行中。东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东方，不久，两者就要碰头。（按即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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